明清乃至民国期间，客居他乡的商人往往以籍贯而聚，于是有了旌德帮、太平帮、石棣帮、泾县帮、徽州帮、江宁帮、金陵帮等。其中的金斗帮指的就是合肥的商人，因为古庐州城习惯称为金斗城。

何为金斗帮

这要从近代工业出现相对较早的长江支流青弋江流域说起，那里商品流通日益扩大。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，1875年，芜湖商人创办了轮船公司，不久开辟了内河航线，近代青弋江水运业也随之兴盛起来。

当时，江南正处在经济开发时期，劳力缺乏。当地人以农为生，谁也不愿在三面朝水、一面朝天的船上出苦力，青弋江上的航运逐渐被外地人把持，包括后来被称为金斗帮的合肥人。

金斗帮的人一开始还受同样从事小船运输的湖北帮的欺负，扬言不准金斗帮在青弋江上划小船。金斗帮决定“比武”来解决纠纷。他们和湖北帮各选出一位大力士，在湾沚沙滩上，金斗帮把湖北帮打得当场口吐鲜血，这才奠定了江湖地位。

金斗帮的航运规模也逐渐强大起来，客船开始按舱论价。从湾沚到芜湖，有凳子坐的舱收铜板15至30枚；半边舱，舱里有两个铺，客人可以睡觉，收一块大洋；一边舱，舱里有一个铺，收两块大洋。到上世纪初叶，客运船已发展到300多条、1000多个船工。

当时淮军的势力日益强大，其将士多来自于庐州府管辖的四县一州。他们在随军采购粮秣时取得一些回扣，有的还利用军饷投资商业，大发横财，一些人干脆脱离军界。为了相互帮扶，各地先后成立了庐州五属同乡会。起先称为“庐帮”，但旧音“庐”发“鱼”音，商人们嫌不好听。而庐州府首县合肥旧称“金斗城”，于是改称“金斗帮”，不仅音节响亮，而且含有“日进斗金”的寓意。

抱团取暖以求财

已逝民俗专家牛耘先生曾说，清末民初，由庐州籍商人组成的金斗帮遍布全国各地，声名仅次于徽帮。

当时由合肥去金陵经商，大通是必经之路，在其鼎盛时期，商业兴隆，商号林立。各种大小行业乃至青洪帮和黑社会的团伙，鱼龙混杂，一应俱全。工商业的不断发展，导致人口日益增多，各类服务性行业随之纷纷兴起，仅管吃管住的酒楼茶社、大小旅馆、客栈，就有一百余家。

渗透到了各地的金斗帮自然不会放过这块风水宝地，当时弹丸之地大通及其和悦洲有居民十万人，分为八帮：一曰两湖帮，为湖南、湖北人；二曰金斗帮，为庐州人；三曰大邑帮，即安庆府人；四曰新安帮，即徽州人；五曰泾太帮；六曰旌德帮；七曰池阳帮；八曰土著帮。

那时清廷在大通虽有衙门，但难以控制局势。市面上以强凌弱，欺行霸市，争夺码头，斗殴不断。这样角逐相争，旅通人士自然产生乡谊情感，渴望同乡成帮，以求伸张公理，不受欺凌，保障经营，安居乐业。大通的金斗帮不仅涉猎商业，也把持了码头上的一应事等，势力很大。

帮众遍及各地

虽说金斗帮在当时和徽帮齐名，但由于金斗帮使用的手段许多是不入流的，所以，史料上与此有关的记载很少。

与同乡会、帮会的特点一样，金斗帮最初是每逢过年过节都要聚会一次，烧香磕头，饮酒叙旧。而大通的金斗帮聚会有自己的特色，一般是和别的帮会一起赛会。1936年出版的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中，有一篇《鹊江风俗志》对此有详细描述。

大通的八帮赛会一般选择秋后举办，“在四官殿集城隍头衔，为敕封显忠大王。”各帮有各帮特色。

赛会时上达武汉，下临宁沪，东到徽州，西及江淮皖江一带，无不闻风纷至沓来。六街三市人流如潮。商店为招揽来大通采购的会客，纷纷在店门前搭出看台，以供他们饱览盛况。“出会一年，各店所获其利，纵两年经营所不及。”

彼时的金斗帮已经扩大为淮南帮，因为大通聚集的淮河以南人士愈来愈多，后来还有山东、河北等省人士也相继加入。他们大多是贫民，以码头搬运、做机匠砖木铁匠手艺为生。当时大通五家半码头，他们就占了四家。淮南帮人彪悍体壮，个性强直，人称“府大驾”。如遇有不平或损其权益，一致上前，毫无畏惧。因此在鹊岸角逐中，始终鼎足相持，从未受挫。

淮南帮起先还是以合肥人当家做主，后来也有外地人担任首领。比如首任会长倪秀岩是合肥人，但继任会长宁吟堂就是阜阳人。

淮南帮为展露自己彪悍朴直的风情，赛会上阵式设计得独特动人。有高达一丈二的高跷队，演出杂色戏，唱做动作，如履平地。十架秋千上的四个小孩，艳妆笑貌，一路旋转翻绕不断，精彩玲珑，人们形容为“观之则不舍离去”。